“文化”这一名词概念的解释,在理论界一直众说纷纭。但总的来讲:文化是人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而“传统文化”不仅指古代思想家所提炼出的理论和非理论化的,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想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还包括植根于我们本民族土壤中稳态的东西,但又有动态的东西包含其中,是过去与现在交融的过程,渗入了各个时代的新思想、新血液,并广泛地表现了人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心理特征、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非理论形态的东西。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就是一种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一体,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土壤,广泛表现在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之中,鲜明地反映出我国民间广大民众最基本的心理特征和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的民俗文化之一。因此,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近几年来,民间剪纸艺术虽受到艺术界和民俗界的重视,但仅仅只是停留在民间美术的纹饰和造型的角度,或民俗事象的利用、信仰角度上,没有真正将它看成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没看到它在传统文化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没有确立它在传统文化中该处的地位。本文拟从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深层内涵所反映的心理特征、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等方面,以及它在我国民间,以至社会各阶层的实用性进行探讨,以说明我国民间剪纸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意义。

“民间剪纸是劳动人民为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并在他们自己当中应用和流传的一种艺术样式。”从艺术的角度看民间剪纸艺术是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它是劳动人民集体创造出来,反映了我们民族的集体表象的一种文化模式。民间剪纸的作者们在创造时,从来没有任何政治功利,但有生活方面的功利意识潜入在其中。他们在创造时,往往让人(包括创造者自己)从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情趣。这是由于“它们适合于人的审美经验的审美心理而形成的美感。”所以,自中国民间产生剪纸以来,人们一直将其作为一种象征性装饰物,尽管历代在造型样式和利用形式上不断发生更新和变化,可民间大众所赋予它的造型思维方式和特定的深层寓意内涵,却一直不变地流传至今。因此,可以说民间剪纸是一种大众艺术。如同英国著名学者赫伯特·里德所说:“这类艺术在它所诞生时代深受广大公众的喜爱,但一般不被人们承认为艺术。”但当一些理论家“在探索艺术史的过程中,看到了此类艺术在各个时期的兴起,进行定量分析,认为最受欢迎的艺术就是最杰出的艺术。”中国民间剪纸正是这样一种公众艺术。

从客观上说,中国民间剪纸是一种物承文化现象。它不仅有它的造型形式的传承,而且还有着它自身深层独有的特定内涵。从中国民间剪纸的纹饰寓意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反映出来的中国民间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的传承,以及当地民众的心理特征、生活追求和审美情趣。它是我们探寻本民族的民族渊源和原始文化的活证。例如“蛙”这一形象在民间剪纸中屡见不鲜,民间常将它视为一种威力的象征,看作是生活中最可靠的保护神,并将“蛙”这一自然中丑陋的动物形态,运用民间美术中的互渗造型手法,将其变为神圣、稚拙、亲切、动人、给人美感的剪纸花样,缝绣在孩童的枕头、围涎、肚兜、香包等衣物上,以希望孩子在“蛙”的保护下,茁壮成长,美满幸福。民间这种对“蛙”的崇拜信仰,并不是近百年才有的,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在远古神话中就有以“蛙”为图腾物的传说。我国的“女娲神话的来源,”就是“来自母系氏族社会以‘蛙’为图腾的氏族。”“蛙”是一种原始人类对自然崇拜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变迁,也一直传承下来。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彩陶器上,也可以看到许多以“蛙”为题材的图案,原始民众将它与植物文饰组合在一起变化成几何图案,描绘在陶器上,造成一种优美的艺术效果。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上,“蛙”则被视为“月精蟾蛙”。历代民间对“蛙”的崇拜有很多例证,这里就不一一举出了。需要指出的是,“蛙”这一图腾物产生以来,因为囿于民间文化而没有上升到中国的上层文化之中,所以也就得不到龙凤那样由皇权所推崇的中华文化象征的地位。但是,作为一种原始图腾物,“蛙”这一形象虽然在中国上层文化中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却在民俗文化中得以流传,并保持了它的原始崇拜敬仰之地位。就这一文化现象看,开展对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索原始文化的演变。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和世界各地的许多民间艺术一样,都是原始文化的嫡传物。它作为民俗文化中的元素,紧紧地依附于当地的民俗活动之中。在它的意象符号中,不仅赋予了原始艺术符号对美好生活的祈求和追求美的质扑情感,而且有着强烈的“生命繁荣旺盛”的审美理想。“这个审美理想来自民族、人类群体的基本追求”人们歌颂生命,赞美生的欢乐,追求着人生的幸福圆满、健康长寿、,祈求家庭和睦多子、丰收安乐。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中国民间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艺术意象符号,如:“凤穿牡丹”“莲花多子”“鸳鸯戏荷”“福寿双全”“瓜瓞绵绵”“如意似锦”“葫芦五毒”等等花色纹样的剪纸,并将这些民间剪纸融入到各种民俗事象活动中,来满足广大民众精神心理上的需要,以扶持人类的生存,充实人类的生活。这些民间剪纸不仅有一定的形式,而且在不同的民俗事象中有一定的固定的含义。这些含义是在本民族长期文化的积淀中逐渐形成的,并得到民族大众的认可,成为被本民族大众所能理解的意象符号,只有这些意象符号在人们头脑中稳定下来后,它才富有一定的感情价值。也只有“当形式具有某种含义时,这种含义就赋予艺术品以更高的美学价值。”在不同的民间岁时年节、人生礼仪、巫术祭祀活动中,就要用与这一民俗活动相适宜的剪纸样式来装饰环境,否则就会使人感到不伦不类。比如你在过年时,在门窗处贴上“鸳鸯双喜”“云朵到福”等剪纸,人们就会感到不对劲,甚至会生气,这是因为“鸳鸯双喜”表示的是结婚,它希望小两口夫妻和睦恩爱;而“云朵到福”却是表示人死圆满,福到寿到的意思,过年叫人看见怎么不生气呀!过年时你在门窗上贴上用红纸剪的“吉祥如意”“五谷丰登”“富贵平安”“五福临门”等等纹饰的剪纸,人们一定会感到红红火火,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喜悦和欣慰。这种喜悦和欣慰正体现了中国民间剪纸这一粗糙稚拙的大众艺术所“拥有伟大的要素。”[7]即它能给予广大民众心理上的平衡和精神上的满足。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民间剪纸艺术是我国传统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它不仅具有审美欣赏价值,还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价值。

我国的民间剪纸艺术有它自身的形成和发展道路。我国纸的发明是在公元前的西汉时代,在此之前是不可能有剪纸艺术出现的,但当时人们运用薄片材料,通过镂空雕刻的技法制成工艺品,却早于纸张的发明。战国时期就有用皮革镂花,(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文物之一),银泊镂空刻花(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遗址出土文物之一),都与剪纸同出一工,它们的出现都为民间剪纸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我国最早的剪纸作品发现,是1959年以来我国考古学家在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昌遗址附近的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发现的五张北朝(551-567年)团花剪纸,它们采用的是麻料纸,都是折叠型祭祀剪纸,它们的发现为我国剪纸形成提供了实物佐证。在此之前是否早已就有剪纸这一艺术形式呢?这是一个还没有解开的谜。纸张是一种很容易霉烂的材料,在我国东南部地区气候湿润,再加上当地每年五、六月的梅雨天,时间一长纸张制品就霉烂,而民间剪纸又是一种大众化的东西,人们不会象珍宝一样保存起来,搞坏了自己还可以再剪。而在我国西北地区天干少雨,气候干燥,纸张也不易霉烂,这也可能是新疆土鲁番地区发现北朝剪纸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至于我国民间剪纸源于何时,这个问题还是留给考古学家们去考证吧。

现在我们再从中国民间剪纸的发展看它的实用价值。继北朝祭祀剪纸,唐代民间出现了利用剪纸形式制作的漏版印花板,人们用厚纸雕剪成花样板,运用印花技术将染料印到布匹上。宋代民间剪纸的运用范围逐渐扩大,江西吉州窑将剪纸作为陶瓷的花样,通过上釉、烧制使陶瓷更加精美;民间还采用剪纸的形式,用驴、牛、马、羊等动物的皮,雕刻成皮影戏的人物造型,宋代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一条中曾记有:“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镟,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可见皮影戏这一民间艺术,是借鉴剪纸艺术的结果。明清以后,民间剪纸的运用范围更为广泛,举凡民间灯彩上的花饰,扇面上的纹饰,以及刺绣的花样等等,无一不是利用剪纸作为装饰或再加工的。而更多的是我国民间常常将剪纸作为装饰家居的饰物,用来美化居家环境。如门笺、窗花、柜花、喜花、棚顶花等都是用来装饰门窗、房间的剪纸。

我国民间剪纸艺术在民间利用之广,是由于剪纸所使用的工具和材料既普遍又简单,人们只需用一把剪刀和纸张,就能剪出符合大众意愿、叫人喜欢的剪纸来,因此它的普及也是很广的。除南宋以后出现的纸扎花样工匠外,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最基本的队伍,还是那些农村妇女。女红是我国传统女性完美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女红的必修技巧———剪纸,也就成了女孩子从小就要学习的手工艺。她们从前辈或姐妹那里要来学习剪纸的花样,通过临剪、重剪、画剪,以至最后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信手剪出新的花样来。在我国民间,这样的剪纸能手为数不少。她们是美的创造者,也是民间艺术的传承者。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切不可忽视她们。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犹如一株常春藤,古老而长青。这是因为它特有的普及性、实用性、审美性,是因为它那符合民众心理需要的象征意义。从它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也是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今天我们对它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探寻原始文化之根,也有助于完善和丰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完整内容,更可以让人们了解剪纸艺术这一民间文化的精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有的地位和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